1975年，爸妈在西花园买了一间厢房，将我家从公社搬到县城。

这间窗户朝西的房子比我们在公社大院住的还要小，除了大炕之外只剩下一条过道，墙角再放上一只小木箱后更成了一个窄条儿。

由于母亲匆忙回公社上班，家里没来得及仔细安排，唯一的装饰就是挂了一面玻璃镜，里面摆放着我家不同时期的全家福，镜框外角上还插了一张照片。

这张特殊照片让我们姐儿仨感到十分好奇。

那上面是一口简易棺材，一位身穿军装的战士闭着眼睛躺在那里。

有一天，姐姐把照片拿下来翻看，发现背面还有一行字迹：收到两张照片，另一张已寄给邓妈妈。

后来，我们分别询问了爸妈，得知这是他们的战友张利烈士。

那一阵子，爸爸的老战友常来家中探望，他们总会对着照片聊起在朝鲜战场当志愿军时的情景，我们便从旁侧耳倾听，由此知道了张利烈士的大致情况：

他很小就不幸成为烈士孤儿，后来又幸运地被送到延安保育院。在那里，他得到了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和照顾，也受到良好教育。他是邓颖超妈妈格外疼爱的孩子。

他在保育院里养成了良好的讲卫生习惯。这在那年代来讲本是件难能可贵的好事。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他不但坚持始终，还超常发挥，以至于一再遭受损失。

到了朝鲜战场，条件特别艰苦，战士们有好长时间都看不到肉。一次，苏联专家去那里考察，带去了半个猪，让大家充满期待。

这时，有位战友开玩笑说：张利，你看这猪肉，是不是和弹坑里被炸的人没什么区别？

听到这话，张利立刻恶心了，结果一口未吃。

这次讲究，只是耽误了几块肉，而在最后一次敌机轰炸中这种洁净习惯竟然让他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那一次，敌机投的是毒气弹。敏捷的警卫员一时找不到水，建议他用尿浸湿毛巾掩住口鼻。可一向干净整洁的他，根本容不得这种做法。警卫员不顾个人安危，急忙用自己的尿液浸透毛巾，上前替他捂住口鼻，不料被他奋力推开！

紧急情况下的自救措施就这样被他恼怒地拒绝了。

他无声无息地倒下了。

没过多久，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而他的躯体却永远留在异国的土地上。

每次说到这里，爸妈及他们的老战友总是叹惜连连，而我在一旁听得也很心痛。

爸、妈相继去世后，我们姐儿仨整理遗物时竟然发现了张利的烈士证书，这让我们不知所已。

和姐、妹去拜望妈妈的老战友时，于姨说：“你们的第一个爸爸是烈士。”

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张利烈士是我们的先爸爸！

按照姓名，我从网上搜到了一条信息。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团以上干部烈士英名录”中这样介绍了他：山西省崞县人，196年生，199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67军第01师政治部科长，195年7月牺牲。

看到这里，我的心痛极了：他当时那么年轻，如果能活着回来，该为建设国家做多大贡献哪！

虽然我尽力安慰自己：我是我的父母所生，假若他活着，也许就没有我的父母相结合，那就不可能有我的出现了。所以，从生物学角度讲，他和我，不能并存。

但我还是忍不住内心的痛楚：他才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参军后的每一个进步，肯定会写信向邓妈妈汇报。他和我母亲结婚，应该也给邓妈妈送去了欣喜。可是，当邓妈妈收到与我家同版的那张照片之时，又该是何等悲伤呢？

唯一可以安慰的是：照片上的他干净整洁，表情也很安详，真和睡熟了一样。

从爸妈和战友们的谈话中我们还得知：妈妈能和爸爸相识、相爱并组成家庭，是由张利烈士的战友介绍而成的。

这下我们完全明白爸爸为什么总是那么仔细周到地呵护妈妈了，只要自己在身边就不让她受一点点的委屈。

爸爸还和妈妈一起珍藏着烈士证书，并用貌似无意的方式让我们姐妹三人知道，这个家庭还有另一位成员。

我为爸爸的宽容而感动，也为妈妈和先爸爸曾有过的那段经历痛并骄傲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