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跌进自掘的战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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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甲午山东战场这段历史,象闯进了一个纷乱的“闹市”。不是迷雾,这里看倒能看得清,却让人头晕目眩。

各种行动,各种线索,交织在一起,就如一团乱麻。

这团乱麻之中,还纠缠着各种的矛盾。

山东省守卫的情况,本来海防、陆防便各归一家——海防,归北洋,而陆防,则归于山东巡抚兼提督。这是乱象之一,两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各种纠葛。

而在海防上,陆海军——舰队和岸防守军,也就是北洋内部,也产生了激烈的争执。这就是乱象之二。

于是,在大清的国土上,朝廷中枢——北洋,朝廷——山东,北洋——山东……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互动场。

要理清头绪,找到一条清晰的线条,说清甲午山东的战场,准确发现失败的原因,这个过程用轻松点的词语概括,也只能说是颇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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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后来,我发现,其实所有的问题都源自一个问题——北洋舰队的战略,何去何从?

而问题的核心,又在于——如何保住舰队?

就是围绕这个来选择,所有的战守问题才陷入了一个无解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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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皆为保舰之需。

其实,这个舰队的存在于威海,才成了海陆军共同背负的大“包袱”。如若没有舰队,要威海港干啥?

岸防炮台可以独自承担港口防卫,抗击敌舰队。甚至如果没有了北洋舰队,日本舰队都不会来攻,如旅顺。即使来攻,如果不敌,放弃即可。

没有港口所累,陆军可以进退自如,放手前出迎击登陆之敌。

如果抗登陆失败,陆军可迅速后撤,退守胶东半岛山地,还有扼守山东半岛的咽喉,制止日军深入内地,争取时间待援。

事情的发展,果然到了这个结局——

威海失守,舰队覆亡,清军陆军最终还是退守到了胶莱这个险要的地方。

为了这个决策,李秉衡还再次背上了一个千古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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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无解的循环就是:

为保船,船不能离港出海作战而必须依托港口。于是便必须力保港口。

为保港口,必须加强海防炮台。炮台一日不可无兵,必须原地死守,不能出去。

炮台不出兵,则陆路其它地方必须依靠山东地面兵力独立负担。

而山东兵力,本身就根本无力处处设防;舰队待在港里,单靠山东地面兵力无法完成反登陆作战。

到此为止。

我们可以开始反推,日军登陆——陆路失守——炮台不保——海港落入敌手,然后,就是不可避免的——舰队覆亡。

无解的选择,走向无望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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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山东战场的实际,也是导致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正应了那句话——在展开之初就已犯下的战略性错误,是无法在战役中加以改变的。

这决不是仅仅如多数史书上所归结的那样:山东战场失败,就是败在北洋与山东军之间的派系之争、相互分裂,还有北洋内部的矛盾内讧。

不可否认这有着相当重要的关系,但那些在具体谋划和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只是让那个战略失误更加迅速、更加拙劣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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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各战场都一直存在类似的问题,以为在中央的统一调配下,各系统能够通力合作,足以战胜敌人。

而等败了的时候,也顺理成章地把问题和原因统统归结到前敌“不够通力合作”上。

实际上,前边说过,这种落后得近乎原始的指挥体制,负作用远远大于正面作用。

最致命的,是它的指挥、控制能力欠缺。它在筹划组织上,根本不能满足军事行动所需的最为宝贵的精确、精准、精细。

在前线最需要最高层决定的战略目标上,大清恰恰没有定准,而是从开始便陷入了模糊和分裂。

那个把山东全部束缚住的“保全舰队”目标,或者具体说“保全铁甲舰”,就是大清中枢给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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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朝廷中枢都处于这种迷惘的状态。根本没有见到军机处那帮老爷们拿出一个完整准确的估价,一个通盘整体的考虑,有的只是在被动应付。

实际上,大清得到日本进军山东的消息并不晚。毕竟还有些朋友同情大清,从不同的渠道加以提醒,不定时地透露一些有用的消息。

1月9日,李鸿章接到来自伦敦驻英公使的一封来电,因此捕捉到了警报,综合判断日军即将有动作,急忙报告,“风闻日本不肯停战。日本派兵已赴山东各口侦探,如有可以上岸之处,即将陆军渡上。”[《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但大清朝廷的第一反应,不是庆幸早知道,不是冷静,而是大吃一惊,继而引起了极大恐慌。

恐慌的是朝廷近畿的安全。

恐慌的是铁甲舰的安危。

对朝廷来讲,北洋已经是支撑战局,更是支撑他们信心的重要支柱。

就没仔细地,好好地研究研究,小鬼子这次来,到底是作何打算?

身为北洋统帅的李鸿章也未必能拿得准,日本人的真实意图,战略目标在哪,准备打多大。

但他不用想也知道,威海必然遭劫,北洋舰队必定危殆。李鸿章第一想到的,也是铁甲舰的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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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最有心理准备的,我认为当是另一个悲剧人物丁汝昌。

虽然在旅顺危急之时,他带舰队匆匆脱离险境,但却不可能置身于战火之外。旅顺陷落,北洋暂时避免了覆亡,但接下来辽东的局势,并没有将日本人赶下海去,或者拖入泥潭。丁汝昌明白,生死一决避无可避。

所以,即使有传闻日军下步将直扑山海关,丁汝昌鼓励官兵,日寇想拿下山海关,绝没那么容易,“倭赴榆关,料不易逞志”,仍告诫舰队官兵,“铤而走险是其惯习,宜更防其回扑我境也。”特别指明要提高警惕,预防敌人玩弄“声东击西”的诡计。

连日来,他极力振作,与北洋和山东将领筹措水陆战守问题。要知道,他是身上背着纷飞的弹劾,头上顶着“革职拿问”的处分的,理论上讲,他已经连官都不是了。

这次,日军动向果然不出他所料。敌人水陆大军进逼,北洋舰队的处境他也十分清楚。

然而,实情却让他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之中。

还是保船的问题。身为舰队指挥官,他一直在如何保船、又如何击敌上,艰难地判断、小心地选择行动。现在,朝廷希望保船,钦差刘坤一特地到天津,与北洋的主帅李鸿章交待,要以保船为要。这已经成为他所有行动的首要出发点。

为此,有些矛盾便无可避免了。

他甚至还要背上一项坚匿不出的骂名。同时,忍受着敌舰在家门口登陆却不出击的耻辱,还有坐视日军肆虐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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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威海、保舰队”这个保守的目标之下,山东军事力量的体系动转上,不能不受制于这一关键的制约因素,也增加了协调上的复杂。

对,复杂,思来想去,我觉得只有这个中性一点的词来形容比较恰当。

威海,直属北洋。

周边威海烟台一片,还有一个东海关道,体系上,也属北洋大臣。

威海港的北洋舰队,岸上炮台的守军,均为北洋系统,有的就出于淮军直系。

除去以上,其他的行政区,还有防军各镇,均属山东巡抚。

那么,山东省的驻军就是北洋威海基地赖以生存的拱卫部队,也是海军对决时的直接后援。

随着形势的日渐吃紧,从日本军队的部署,以及从大清和北洋的策略,都决定了此战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威海后路安全,在于陆上能否守住。

所以,此时北洋大臣与山东巡抚,抚军与北洋将领之间,能否配合默契,对于战守的成败利钝有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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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山东巡抚福润与李鸿章相处还算容洽,商量事情也比较顺利。福润本人也积极备战,招兵买马,东省驻军得到了一定的加强。

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山东半岛局势日渐紧张之时,矛盾便更加突出出来。

尤其是此时,李秉衡上任,同时也是带着一串成见(包括后人猜测的部分)来的,阵势大不一样。一手抓防务,一手抓弹劾北洋,还负责起抓北洋逃将,吓得龚照玙在烟台不敢上岸、卫汝成上岸后赶紧化妆改扮。

这就是前文第二十章第四节所讲,李巡抚主动掺合进清流与淮系北洋的斗争,被研究者铁定划进“圈”来的那些事。

这是相当悲剧的事。

实际上,说清流与北洋的“战场”由朝廷打到了山东战场,仔细看有点夸大,而且还不够准确和深刻。

但这些事情,造成巡抚与北洋之间的隔阂,甚至出现裂痕,对山东战场的负面影响,却无论如何不能否认。

……………………………………………………

特别是,1月1日,还被自己弹劾过“避至威海,以为藏身之固”的北洋舰队,真的是净琢磨着躲在港里保船了,不知道李巡抚又生出什么新的感慨。

军舰不出,击敌于海上或击敌于半渡的机会没了,大清陆军只能面对漫长的海岸线,去独自应付一场来自海上的登陆。

不过,从此时起的记载来看,这位山东巡抚反而缓和了“弹奏”。

或许,李大人虽然激愤和痛恨北洋将领,但北洋舰队毕竟是大清的支柱。山东地面的防御,重心向沿海转移,这是无法推脱的。丢城失地,毕竟还是山东的事。

大敌当前,更或者有更急切的事情,需要巡抚去办吧。(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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