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出生后到了保姆家，姐姐就陪伴在我身边，一直到高中毕业。我早已习惯了有事先问姐姐，可下乡在农村，和姐姐的联系就不顺畅了，即便接信就回，再等回信也得好几天，于是不免有些失落。

好在我身边有个同伴。但她比我还小，什么事都想听我的，这虽然增加了我的自信心，但感觉这并不是我所希望的。于是我悄悄寻觅能够代替姐姐的人选。

黎姐是我们的“点儿长”，其学名是知识青年领导小组组长。她比我大一岁，并且早到几个月，接我们时她已经当上大队的广播员了。黎姐对所有的知青都好，但我总觉得她对我更好。她比我老练、成熟许多，总是指点我、鼓励我，要我抓住机会多锻炼自己。她那和蔼、友善的态度让我不由自主地靠近她，把她当作姐姐一般，对她的话也言听计从起来。

黎姐让我多学习，于是我抓紧时间看书，学习了不少模范英雄人物的事迹；黎姐让我写广播稿，于是我悄悄做了练习。

1975年月4日，我忐忑不安地交给黎姐一篇描写我们生产队热火朝天春种场面的散文诗：“汗水换来粮万担”，没想到她马上就在村里的大喇叭里播出来了。

文章的反响很热烈，我完全没有预料到。

乡亲们的真情温暖着我，大家一起劳动的热情影响着我，稿件播出后受到的赞扬鼓舞着我，于是我给自己定下一批广播稿的内容：

1、专门表扬几位农活出众的老年人。队里以苏大爷、闫大爷为代表的一批上了年纪的老社员，不但经验丰富，能在具体事项上起指导作用，也是种地、除草的好手。更令我佩服的还是每天早晨他们那耐心、细致的捣粪，做起来真是一丝不苟。

生产队门前的空场上，有一个如几间房大的粪堆，聚积着我们挖的黑泥，各家猪圈里起出的粪肥，还有从各家各户收集来的屎、尿。那垛又高又大，是我们种地前要先播撒的农家肥。

但这粪肥要经过一个夏天的发酵，还要充分拌匀、打散才行。

大伯们一下下用铁镐刨块、用铁耙拍成粉、再用铁锹搅拌均匀。那么大的垛，得这样折腾至少两遍才能成为可使用的肥料，没有力气、缺乏耐性都不行。

而我看到的大伯们，每天都在那里捣来捣去，平静、乐观又认真。

下粮食种前我们先要把粪肥运到地里。每次见到挥锹扬起分散成弧状的细碎颗粒时，总会想到这是大伯们辛勤劳作的结果。

、表扬一位走家串户收集大小便的女孩子。

那时候的大小便都舍不得扔。每家早晨起来先把用后的便盆放到门口，等挑担的女孩子倒光之后才能清洗。

那位女孩子比我小，但嘴皮子特利索，说出话来一串串的，笑起来也如铜铃般又脆又亮。她平时很爱干净，衣服蹭脏一个点儿都又抠又搓的，因此当她挑着屎、尿担子出现在我眼前时很让我吃惊。

但她如平常一样大气，并且她的笑声很快顺着一家一户传下去。

她真让我刮目相看哪！

、夸一夸队里的壮劳力。我们队有好几个赚十分的大工，他们好像总有使不完的力气：用大镐刨土；用大锄耪地；播种与收割庄稼的主力；用铁锹把猪圈里的粪隔着墙扔出来，再换上新土；挖黑泥时站在高处用戽斗淘水；冬闲时漏粉等等，好多我根本伸不上手的重活儿在他们那儿就像玩儿的一样，并且还有老多属于技术活儿呢。

4、集体劳动让大家非常开心。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挺留恋那时的劳动场景的：一大堆人先是集中在队部门口，听队长分派任务，然后分成几拨，拿着不同的农具，奔向不同的地方。但无论哪一拨，都必定是和和气气劳动、有说有笑干活。有时从远处过来一个人影，大家会不约而同停下手里的活计，一直用目光追随。有认识的打个招呼，不认识的也会目送到见不着为止。善良、和气、风趣，是我们队社员的共同特征。

然而，还没等我往下进行呢，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扰乱了我的心思，也就放弃了这一系列计划。

我们大队派在公社中学的一名民办教师有了新的工作单位，学校要求继续派人顶替。

经会议研究，大队决定让我去做这项工作。

4月1日，辛大哥专门找我谈话，传达了大队决定：让我去公社中学当民办教师。

我当时特别惊讶。

实际上，我是心存恐惧的。因为我一直觉得讲台是神圣的，教师是伟大的。我总是以崇敬之心看待老师，从未想过自己也可以登上讲台去讲课。

想想我们高中毕业时，学校选了部分同学参加师训班。我和其他同学曾经好奇地趴在窗外看热闹。等发现他们竟然是在轮流登讲台模拟当老师时，我立刻羞涩地跑走了。根本就没想过要脱离学生的角色，这也是我不和姐姐争教师名额的原因。

这次突然听说要让我去当老师，吓得我一下心里没了底。但看看辛大哥真诚的样子，又不好马上拒绝，只好说让我考虑一下吧。

尽管辛大哥对我能干又能写的优点加以肯定，但我还是对自己没信心。这时的我急于听听黎姐的看法。

再说，我下乡将近一年了，对这里已经产生了感情，和知青战友、和五队社员，特别是黎姐等好朋友都难舍难分。我真是舍不得离开呀！（未完待续）